为了那些即将消失的村庄

　　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难点。中国改革最早起始于农村，但在改革初期意气风发了几年后，农村改革很快归于寂静，等到农民工大规模涌入城市，农村也就衰落了下去。

　　当然，学界从来没有停止对农村改革的探讨，因为农村在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。而在实践中，一些地方也在进行各种试点。比如，最近出现的山东“诸城模式”。

　　“诸城模式”指的是，在全市辖区内的所有1249个行政村，按照地域相邻、习俗相近的原则，规划为208个农村社区。每个社区涵盖5个村庄、1500户左右，设立社区服务中心，开展医疗卫生、劳动保障、人口计生等便民服务，形成多村一社区的模式。简单地说，即村改社区。

　　从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记者日前在诸城所做的调查来看，其做法有两个特点：一是对改革中的一些关键事宜，如行政村撤销后，原村集体资产、债权债务不变；原村资产形成的收益权属关系不变；原村的土地承包关系不变。二是农民是否住集中统一的楼房或放弃土地，尊重农民意愿，不搞强迫。

　　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，是统筹城乡、消除农民和市民两种身份的差别，使农民均等地享受国家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。而村改社区后，理论上说，有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，使农民更快地市民化。另外，它还有利于把农民组织起来，提高组织化程度，改变农民和农村的弱势地位。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，传统的乡村结构比较封闭，农民之间连接的纽带主要靠血缘和地缘关系，变成社区后，村庄界限没有了，地缘和血缘关系变得松散，原来以家为单位交易，谈判成本会很高，现在则可以减少这两种成本，大家通过专业合作社，利于与市场对接。

　　当然，村改社区要起到上述作用，有赖于在实际操作中高度尊重农民的自主权。这是基本前提，否则，不顾农民的实情，违背农民的意愿，由政府一手包办，即使出于善意，也可能走向反面。

　　这方面的例子很多。以在“村改居”中走在前面的广东省而言，根据一些报道，多数进行“村改居”的社区，除了牌子从“村委会”改为“居委会”外，在机制运行上没有实质性变化，很多仍按原来农村的“两委”体制进行运行。社区工作的决策部署，也还是依照以前办法进行。最后弄得“社区”不像“社区”，“村庄”不像“村庄”，人为制造出一个尴尬的非农非居人群。更有甚者，像广东佛山市的布心村，在农民变市民16年后，竟出现了社区没有一条水泥路、村民没建一栋新楼、没一个公共电话亭、没一盏路灯、没任何污水处理设施的情况。

　　之所以在村改社区中出现上述问题，源于政府出于某种政绩需要，从方便行政出发，工作简单化，不因地制宜，甚至采取强迫的办法。须知，农民和市民的生活环境、生活方式、劳作方式、生产资料等都是不一样的。乡村毕竟有其地域和文化的多样性，如果政府不考虑农村的特点和农民的意愿，那肯定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

　　还有一点要特别指出，很多地方搞所谓村改社区，不论是“以土地换保障”、“以房换宅基地”，还是“集中居住”的形式，均不外乎是在打农民土地的主意，背离了城乡统筹发展的目的。这一点，在诸城的村改社区中，也要注意。

　　(邓聿文，中央党校《学习时报》副编审)